抗战时期敌我四大特务机构
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会知晓，1955年授衔的“特工上将”李克农。
他既不曾挥刀于疆场，亦未曾埋首于政治工作，倒是在那隐秘的战线，终日潜行，做的是情报的谋算。
恰因他在此方面贡献卓著，方才得以被授予上将军衔。
情报，未必比得上杀敌来得光鲜，却未见得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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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情报工作的分量自古已重，尤在刀光剑影的背后，扭转乾坤者，多是暗中一探、运筹帷幄。
二十世纪上半叶，敌我双方的情报机构纷纷建立，正因情报往往决胜千里，胜败未必只在刀剑之间。
抗战时期敌我四大特务机构
中央特科
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次迎头痛击的年头。
国民党的屠刀唤醒了他们，没有武装力量，便无生存之路。
八七会议上，毛主席的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震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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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年底，中共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诞生。
中共为何能早于国民党成立特务机构？
大抵是由于中共长年处于地下状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有党便有情报”，自创建之初，情报保卫工作便是中共的生命线。
早期虽未形成严密系统，但1925年便已有党员被派往苏联专学情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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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27年，特务工作科方始正式成形。
然而，这个最早的特务组织，只存活了短短三个月。
汪精卫反共，中共中央迁往上海，特务工作科在8月解散，新的、更高规格的“中央特科”接踵而至。
若说前者是短暂的应急之策，那中央特科便是中共情报系统的正式开端。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密捕，随后叛变，将特科的组织架构和情报网络一并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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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当机立断，迅速切断与顾顺章的一切关系。
党的机关住地和情报联络站瞬间隐没，特科的工作也随之迅速调整。
1931年6月，周恩来离沪前往中央苏区，中央特科便交由陈云同志继续统领。
到了1932年夏，特科的工作一度由康生负责，不久便由潘汉年接棒，继续负责领导特科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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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自上海迁往中央苏区，特科在白区的安全保卫任务也暂时告一段落。
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里记载，从1927年到1931年，中央特科仅在公共租界便消灭了至少40名反革命分子或叛徒。
至于那些暗中行事、不为人知的行动，档案中未能记载，恐怕实际数字远远不止。
这些肃清行动，对于震慑内奸、消除隐患、保卫党的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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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成立，到1933年初特科的白区保卫工作结束，短短五年，时间虽不长，然在与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暗战中，特科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秘密工作经验。
其间，锻炼出了一批保卫骨干，为日后中央苏区以及其他根据地的安全保卫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统”与“军统”
在国民党政权的错综复杂中，中统和军统这两大特务系统不得不提。
1938年春，正值抗日战争进入胶着状态，蒋介石以维护抗战大局、肃清日伪为由，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的情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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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29日，蒋介石提议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的前身。
中统起初源自“C.C系”——这一由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为核心的派系，在他们的策划下，原本松散的“浙江革命同志会”经过几番改组，成为了国民党的重要情报机构。
借助中统，蒋介石实现了对党务和政务的双重控制。
军统前身为“中华复兴社”的外围组织“蓝衣社”。
1938年8月，统计局二处经扩充后，军统正式成立，接过了中华复兴社的特务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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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笠的统领下，军统迅速壮大，特工遍布国民党各大系统，从军队、警察到交通运输机关，甚至连驻外使领馆都成了军统的眼线所在。
特工网络宛如无形之网，密布全国。
但正如任何过度膨胀的权力机构一样，军统也难逃命运的轮回。
1946年，随着军统局长戴笠的坠机身亡，这张庞大的情报网似乎瞬间崩塌，军统的辉煌也随之逐渐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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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得不迅速对其进行改组，将核心人员重新集结于国防部保密局，继续维持其在台湾的残存影响力。
中统与军统，国民党政权下的两大特务机关，各司其职，却又不得不在权力的边界上小心翼翼地维持微妙的平衡。
二者虽分工明确，但实际操作中，却常常因利益冲突而明争暗斗。
中统的主要任务集中于党政机关内部，充当蒋介石眼睛与耳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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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职责不仅包括监控政府内外动向，还暗中打击任何政敌，尤其是共产党的活动，对社会舆论和思想言论的钳制更是不遗余力，俨然扮演了类似于今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角色。
与此同时，军统的权力触角则延伸至军队、宪兵、警察等武装部门，并且承担对外情报工作。
军统的存在，宛如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不仅在国内维持军事安全，还试图通过复杂的情报网络对外输出影响力。
尽管两大特务机关在表面上分工明确，但实际操作中，彼此常常互相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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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与中统在秘密工作的主导权上，长久以来暗流涌动，互相打“小报告”已是家常便饭。
尽管如此，中统对军统却始终保持着某种敬畏之心，从不敢轻易涉足军队或干涉军统的核心工作。
军统也同样收敛，至少在表面上，不会公开插手中统的情报事务。
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局势险恶，军统不得不肩负起更为广泛的责任，如监控交通、金融、行政等要害部门的工作。
这无疑触碰到了中统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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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特务组织之间的权力边界变得愈发模糊，矛盾也逐渐激化。
二者的明争暗斗也是蒋介石的权力制衡术。
时至1949年，随着国民党败走台湾，蒋介石深知中统和军统的旧体制已难以适应新的政治局面，遂对两大特务机构进行重新洗牌，成立了国家安全局和军事情报局。
这实际上不过是将中统与军统的权力争斗延续至新的权力格局中。
中统其成立初期的主要任务，不仅限于渗透瓦解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还专门针对中国共产党及革命人士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与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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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蒋氏统治，中统执行了极为严苛的镇压政策，所谓“非叛即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残忍口号，成为他们行动的准则。
如此冷酷的手段，使得中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即抓捕了约600名革命人士，整个社会在其恐怖统治下战战兢兢，无人敢发声反对。
30年代初期，中统在全国范围内共“捕获”中共高级干部19人、中级干部80人、下级干部及普通党员约1.5万人。
尤其是在抗战期间，中统的血腥手段愈发残酷。
全国各地各级中统组织大肆开展罪恶活动，所到之处皆笼罩在阴暗的恐怖氛围中，任何反抗或对蒋政权不满的声音，都可能被其无情地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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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军统的恶名亦不遑多让。
作为国民党情报系统中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军统不仅在各地设立集中营、秘密监狱和看守所，更对囚禁在内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革命学生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
重庆的“白公馆”和“渣滓洞”集中营更是臭名昭著，这两个阴森的魔窟成为了军统特务杀戮的舞台，多少无辜的革命志士在此受尽折磨、丧命于冷酷无情的屠刀之下。
中统与军统的罪行，是国民党政权试图通过暴力与恐怖手段维系权力的见证。
汪伪“76号”
1939年5月，汪精卫与周佛海一行抵达上海之时，正值“军统”势力如日中天。
彼时，汪、周虽有“和平运动”的旗号，却无兵无卒，全仰仗日本人的扶持。
然日本之助并非牢靠，更非汪精卫心中所愿的“自力更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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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日方的撮合下，汪精卫迅速与“76号”李士群、丁默邨等人结盟，视“76号”为其“和运”的爪牙和卫队。
“76号”，这一充满罪恶的名字，源于其特工总部所在地——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
1938年夏，李士群与丁默邨先后投靠日本宪兵，摇身一变成为专门为日寇效力的特工，负责打击抗日力量。
此二人经历坎坷，性情卑劣，其手下尽是些毫无廉耻的地痞流氓，无所不用其极。
汪精卫通过“76号”攫取武力，得以巩固其伪政权，而李士群和丁默邨则急切希望依托汪伪政权，攀附权力，妄图谋求全国性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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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号”正式成为汪伪“国民党执委会特工总部”，周佛海任主任，李士群、丁默邨为辅。
其首要任务便是维护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安全，同时在日本宪兵的操纵下，对抗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以及共产党地下组织。
特工总部下设“特工总队”，这些“总队”成员大多是由吴世宝等地痞流氓组成，依仗日本势力横行上海，肆意妄为，罪行累累。
吴世宝一伙，成为汪伪政权的爪牙，替日本人清除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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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汉奸集团的稳定，他们保障“六全大会”顺利召开；为了镇压新闻界的抗日反汪声音，李士群与吴世宝策划了一系列血腥事件，通缉爱国新闻工作者83人，捣毁报馆，甚至当街枪杀报人。
这一切不过是他们滥权暴行的冰山一角。
为推广伪钞“中储券”，他们制造了江苏农民银行宿舍集体枪杀案和中央银行炸弹惨案。
除此之外，吴世宝还掌控赌博、鸦片、毒品等非法生意，坐享其利，更不惜动用绑票、抢劫等手段，疯狂敛财，贪欲无止。
上海在“76号”一伙的折磨下，陷入血雨腥风之中，市民惶恐不安，生存无望。
而他们最大的罪孽，莫过于为汪精卫卖国集团充当前哨，协助伪政权的成立，给抗日事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76号”在上海的罪行简直罄竹难书。
他们充当日本人的鹰犬，不择手段地打压抗日力量，将一座城市推入了白色恐怖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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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号”公开绑架爱国人士，甚至在街头路灯下悬挂人头以示威胁，
断肢残躯被扔进抗日志士的家门，匕首插在门扉，子弹与恐吓信一并递送，恐怖笼罩整座城市。
短短不足四年间，他们策划的暗杀、绑架事件多达三千余起，几乎使上海成为一座随时可能爆发血案的危城。
“76号”胡作非为，滥杀无辜，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愤怒，上海的舆论掀起轩然大波，汪伪政权更是因此声名狼藉，不再遮掩其卖国求荣的本质。
日本人虽然仗着军事优势占领了上海，但为了获取更多的战略资源，他们必须依靠汪伪政权稳固统治，同时还得安抚上海的资产阶级。
而此时，肆无忌惮的“76号”显然已经成为一颗无法控制的恶性毒瘤。
于是，曾经为日本效力、忠心耿耿的李士群，终于成了日方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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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终被毒死，像一条完成使命的走狗，被主人无情抛弃。
随着李士群的倒台，“76号”特务组织迅速瓦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伤痛的结束。
“76号”的覆灭，只不过是伪政权崩溃前的一幕插曲，掩盖不住整个汪伪集团为日本侵略者卖命的卑劣行径。
参考资料：
汪精卫卖国集团派系分析肖书椿现代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
文汇报
历史上的“中央特科”黄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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